宋晓煜:明治维新150年︱山口县政治家兴盛的起点
发布时间:2018-12-23 14:30:10.0

2018-10-23 10:09 来源:澎湃新闻

山口县政治家的兴盛

2018年1月1日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《年初所感》中指出,今年是明治维新后的第150年,150年前,明治日本在亚洲即将沦为殖民地的重大危机中起步,克服“国难”,一鼓作气,推动了日本的近代化建设,创造了新的国家。如今,日本面临着“少子老龄化”这个堪称“国难”的问题,安倍呼吁日本的国民们像150年前的先人们一样,相信未来可以改变,并展开行动,创造新的国家。 

对于日本而言,2018年可以算作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份。早在1868年10月23日,日本改元“明治”,定下了“一世一元制”,规定唯有皇位更替时方可改动年号。在经历了明治、大正、昭和、平成四个年号之后,2019年5月1日起,日本皇太子将继承天皇之位。换言之,2018年是日本平成时代最后一个完整的年份。 

9月20日,安倍晋三成功连任日本自民党总裁,如果一切顺利,他的首相生涯将延长到2021年,有望成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。作为即将横跨“平成”和新纪元的首相,安倍晋三在《年初所感》中表现出对明治维新的礼赞。一方面是为了鼓舞日本国民产生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;另一方面,未尝不是山口县政治家的一种特有的骄傲感。 

10月23日,日本政府在东京的宪政纪念馆举办“明治150年纪念仪式”。事实上,1968年10月23日,在日本武道馆主持“明治100年纪念仪式”的首相——佐藤荣作同样是山口县出身,而且,佐藤荣作是安倍晋三外祖父的弟弟。2015年8月,安倍晋三就在山口县演讲道:“明治50年是寺内正毅,明治100年是佐藤荣作,……我是山口县出身的第8位首相,如果努努力坚持到平成30年(2018),那么明治150年就是山口县的安倍晋三首相当政。” 

明治维新150年庆典仪式

确实,从1885年(明治18年)以来,日本共产生了62位首相,其中,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、桂太郎、寺内正毅、田中义一、岸信介、佐藤荣作、安倍晋三这8位首相来自山口县。安倍是日本历史上的第57位首相,于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初次组阁。另一方面,菅直人作为日本历史上的第61位首相,虽然在山口县出生长大,直到高二那年才搬到东京居住,祖籍却在冈山县,选区则在东京。2013年山口县举办“山口县总理大臣展”时,菅直人的名字并不在列。  

如今,安倍的畅想终于成真,无怪乎他对明治维新持有肯定的态度。毕竟,明治维新就是山口县政治家兴盛的起点。 

山口县的前身——长州 

山口县位于日本本州岛的最西端,三面环海,东接广岛县和岛根县,南望九州岛。即使是在今天的日本,山口县也绝对算得上是偏远地区。对中国人来说,山口县最出名的城市应该是下关市。1895年,李鸿章和李经方与日方的伊藤博文、陆奥宗光就是在下关(当时叫作“赤间关市”,俗称“马关”)签订的《马关条约》。 

从江户时代到1871年日本实行“废藩置县”之前,山口县还不叫“山口县”,而是叫“长州”。长州藩的藩主姓“毛利”,早在16世纪中叶,毛利氏就占据着本州岛西部的广袤土地。1596年,丰臣秀吉(1537~1598)任命五位最具实力的大名(“五大老”)共同统辖政务,实则意在防范“五大老”之一的德川家康,以使自己的幼子丰臣秀赖坐稳政权。当时,毛利氏的毛利辉元同样位列“五大老”,由此可见毛利氏之强大。可是到了1600年,石田三成率领的西军与德川家康率领的东军在关原一决雌雄,德川家康取得最终的胜利。这样一来,毛利辉元作为关原之战名义上的西军总大将,其领地、势力必然遭到严重削减。因此在江户时代,长州藩被迫远离政权的中心。 

尽管如此,在两百多个藩国当中,长州藩的领地仍然可以排到前列。而且,江户时代的德川幕府虽然通过“参勤交代”(大名一般每两年中有一年住到江户)等方式控制大名,但是一般情况下,大名不用向幕府缴纳赋税,他们在自己的藩国拥有较大的自主性。这种政治体制就为幕末时期萨摩藩、长州藩坐大埋下了伏笔。 

萨摩曾经占据优势 

众所周知,推动明治维新的两大势力是萨摩藩和长州藩。虽然在今天看来,长州藩笑到了最后,然而在幕末时期,与长州藩相比,萨摩藩曾经占据着一定的优势。 

萨摩藩的据点位于如今日本九州岛的鹿儿岛县、宫崎县一带,远离本州岛,藩主是岛津氏。从镰仓时代起,岛津氏就控制着这片区域。关原之战时,岛津氏与毛利氏同属西军,因此在江户时代同样遭到德川幕府的防备。幸运的是,关原之战后有人说和,帮助岛津氏保住了旧有的领地。不仅如此,明清时期,琉球王国接受明朝、清朝的册封,属于藩属国地位,却于1609年被萨摩藩入侵,形成“两属”状态,其后一面向中国派遣朝贡使节,一面向日本派遣谢恩使、庆贺使。如此这般,萨摩藩的控制范围就增多了不少。 

当时,日本用稻米的收货量来表示领地的面积,萨摩藩为77万石(1石相当于180.39升),长州藩为36.9万石。两者差距看似明显,然而或许是因为遭到丰臣政权乃至德川政权的防备,萨摩藩的计算标准是未脱壳大米的重量,其它藩则为脱壳后大米的重量,如果换算成脱壳大米的重量,萨摩藩实际石高应为36万石。 

19世纪初,日本各藩和幕府都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,三四十年代,调所广乡和村田清风分别在萨摩和长州实施财政改革,两者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,两藩都从走私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。其实在17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,日本实行锁国政策。锁国时代共有4处港口对外开放,即长崎口、对马口、松前口、琉球口。其中,长崎由幕府控制,负责与荷兰及清国之间的贸易;萨摩藩通过琉球与清国展开贸易;长州藩则没有对外开放的港口。尽管萨摩藩在对外贸易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,但是品种、数量都受到幕府的限制,因此大举走私。而长州藩因为三面环海,与朝鲜较近,于是经由对马岛和朝鲜展开走私贸易。 

除了发展经济以外,萨长两藩还很注重发展军事。英国学者威廉?G?比斯利指出,早在19世纪四十年代末,萨摩藩就积极开展军事训练、进行军事改革,19世纪五十年代,萨摩藩已经创建了来复枪队和新式骑兵队,并对造船等西方工业进行了积极的尝试;长州藩虽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,但其规模小于萨摩。 

如上所述,萨摩藩和长州藩都在幕末时期成长为实力强大的雄藩。不过,萨摩藩藩主的父亲岛津久光作为幕末萨摩的实际掌权人,是“公武合体”运动的支持者,主张联合朝廷(公家)和幕府(武家)的力量来改造日本的权力结构。与之相比,长州藩表现得最为激进,高呼着“尊王攘夷”。两藩甚至曾相互对立,怀有敌意。经历了多番曲折之后,萨长两藩都认识到“攘夷”的不可行,1866年,萨长两藩在坂本龙马等人的撮合下结成“萨长同盟”,共谋推翻幕府。然而,长州藩因接连遭遇“文久三年八月十八日政变”“四国舰队炮击下关事件”的打击,还被幕府两度讨伐,势力有所减弱。于是,在1868~1869年的戊辰战争中,新政府军的主力虽然由萨摩、长州、土佐三藩的藩兵构成,但是萨摩军团明显更为活跃,著名的“江户无血开城”就是由萨摩的西乡隆盛和幕府的胜海舟谈判实现。 

长州以教育取胜 

尽管戊辰战争直至1869年才结束,但是在1868年旧历四月,新政府军兵不血刃拿下幕府老巢江户(东京)时就已经取得了实质上的胜利。1868年,日本进入明治时代。 

日本史学家坂野润治认为,作为明治维新的两大功臣,萨摩和长州两派呈现出了此消彼长的态势。原本,萨摩派的优势非常明显,然而在1873年,日本政府围绕是否征讨朝鲜一事展开了激烈的论争(“征韩论”政变),以此为契机,萨摩派分裂成了两派——西乡隆盛的“强兵”派和大久保利通的“富国”派。另一方面,长州派却一直在木户孝允的领导下,以立宪制的实现为目标。 

1877年木户孝允病重身亡、西乡隆盛兵败自杀、1878年大久保利通遇刺身亡。按理说,“维新三杰”的过世应该会给萨摩和长州双方都带来沉重的打击,然而事实上,萨摩派自此走向衰落,长州派反而成为了最后赢家。坂野润治认为,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州后继有人。 

后继有人的前提是长州藩重视教育,为有才华的人提供了上升的渠道。 

江户时代,各藩都为藩士子弟开设了自己的官方学校,即“藩校”。在全国两百多所藩校当中,有两所藩校被列为日本“三大学府”之一,即水户藩的弘道馆和长州藩的明伦馆。弘道馆创设于1841年,是尊王攘夷思想的重要据点。与之相比,明伦馆的历史却非常悠远,创立于1719年。也就是说,明伦馆在幕末时期已经是一所百年老校了。 

长州藩的毛利氏素来就有好学的传统,历代藩主除了为明伦馆提供经济支援以外,还会亲临明伦馆、与馆中学子共同听讲,或是设立奖励制度、激发学习热情。1838年,长州藩改革家村田清风提出了一条藩政改革的基本方针,即“以文武之教,养清廉刚毅之士”,奖励文武、重用人才成为他的一大主张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明伦馆整理藏书、奖励文武方面的优秀学生、改造习武场地等。1849年,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把明伦馆转移到萩城(萩市)一带,明伦馆的面积变为5万平方米,扩大到原来的15倍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明伦馆还引入了西洋医学和兵学,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曾在此执教,木户孝允、井上馨、高杉晋作等风云人物也曾在此学习。梁启超当年流亡日本时就曾根据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的名字,给自己取了个日文名“吉田晋”。

 

萩城的明伦馆(照片来源:萩市观光协会网站)

除了藩校以外,还有乡校、寺子屋、私塾等学校为藩士、平民子弟提供教育。据《日本教育史资料》记载,幕末维新时期,全日本有108所乡校,山口县(长州藩)有20所,排名全国第一。并且,山口县的寺子屋和私塾数量也位居前列,其中,寺子屋1304所,排名全国第二,仅次于长野县的1341所;私塾106所,排名全国第四,前三名分别是冈山县的144所、长野县的125所、东京府(明治初期,东京还不是“都”)的123所,而在当时,全日本一共有1140所私塾。

特别是从江户时代末期以来,长州藩的寺子屋、私塾数量急剧增加。据《山口县教育史》统计,从1848年到明治时代的前一年,即1867年,大约20年间,长州藩的寺子屋增加了745所;从1853年“佩里来航”打开日本国门到1867年,大约15年间,长州藩的私塾增加了46所。由此可见长州藩在严峻国际形势下爆发的教育热潮。

千万不要小看私塾的力量,长州藩的学子们在寺子屋接受完初等教育后,约有十分之一升入私塾,接受更高的教育,教师多为武士,也有农民、僧侣、神官、医生等。其中,最为成功的私塾是松下村塾,吉田松阴曾在此执教,日本立宪政治的奠基人伊藤博文、日本近代陆军的奠基人山县有朋等知名人士都曾在松下村塾学习。

 

伊藤博文(照片来源:《近世名士写真》)

1885年12月,日本政界围绕初代内阁总理大臣(首相)的人选问题展开讨论,当时有两个人选,一位是三条实美,另一位是伊藤博文。三条实美作为太政大臣,出身高贵,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,相比之下,伊藤博文的出身就显得过于低微了。在这个关键时刻,井上馨指出,“未来的日本总理读不懂外国电报可不行”,山县有朋也赞同道,“那就除了伊藤君以外没有其他人能担当此任了”。就这样,长州派的伊藤博文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首相。 

历数日本历代首相,萨摩(鹿儿岛县)出身的首相只有黑田清隆、松方正义、山本权兵卫3人。二战之后,更是一个鹿儿岛县的首相都没有。而生在东京、长在东京的安倍晋三则以自己的祖籍山口县为傲,并对明治维新表达了礼赞之情。诚然,明治维新使日本在短时间内跻身强国之列,但也让日本走上了扩张殖民地的道路。“明治100年纪念仪式”之后,日本学界掀起了对明治维新的反思热潮;“明治150年纪念仪式”之后,日本人对明治维新又将持何种认知? 

(本文作者系日本名古屋大学博士、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)